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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陈超案所体现的利益均衡的原则审查方式，可以很好地解决那些法律规定不明或者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形。

例如，在某案件中，司法裁判明确行政机关履行责令职责时，不应仅限于作出并送达责令通知，还应限定合理期限并应跟进责令通知的执行情况，否则履职行为未达到法律规定的‘责令程度，缺乏约束力和执行力。《行政处罚法》聚焦于此并作出拓展处罚种类的尝试，但囿于企业组织的客观属性及其承担制裁的方式有限，此问题依然显著。

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人身权限制、财产权处分已不能肆意施用，信息的高速传播与社会主体间的紧密联系使得时间精力、政治权利、尊严声誉成为不亚于生命健康的权益，其保障公民、组织在社会运行中更好地获取生存和发展资源、参与决策管理，故行政教育及其执行方式不得牵涉上述四项权利的直接减损。体验教育旨在倡导相对人参与行政执法过程并承担力所能及的辅助事项，以感受良好秩序的价值与成本，实现反省与犯意规避。这是因为，一方面，应以违法次数排除行为轻微判断，重复违法意味着教育在该案中作用有限，应以处罚规制。为规范行政教育措施，充分发挥其本体性、程序性、目的性价值，有必要在行政处罚制度中进一步明确其理论定位和制度定位，完善其规范建构。然而，为罚而罚的理念有违于行政权积极实现社会繁荣、促进相对人发展进步的初衷，以制裁为导向的处罚不能全面实现预期效果。

与处罚配合适用的教育亦应参考《行政处罚法》第75条规定的申诉、检举等监督机制。(12)(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2卷)，高家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80～81页。社会主义原则在现行宪法文本中被诸多具体条款细化，社会主义是现行宪法文本使用频次最高的四字词语，一共被使用了41次，集中分布在序言和总纲部分。

其性质接近于决定宪法规范实质内涵的宪法原理。如果在宪法文本中的宪法规定、宪法原则没有通过精准的语言文字予以清晰表达，导致宪法规定、宪法原则的适用出现争议，那么在寻找立法依据和合宪性审查依据时，就无法直接依据在宪法文本中直接显示出来的宪法规定和宪法原则进行审理。这也是立法活动和合宪性审查活动赖以产生权威审查结果的法律基础。宪法序言通常规定了宪法指导思想、宪法原则。

但是，《工作办法》作为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为法规、司法解释的合宪性审查提供了两种可选择的审查依据，在法理上似乎不够严谨。应当说，以政策性的语言来笼统地表述立法的依据，把宪法精神作为立法的依据具有很强的政策性指引作用。

在宪法实践中，由于宪法精神这一概念在广义、狭义两个层面被不加区分地使用，因此其在实际应用中缺少规范性内涵，无法保持概念本身内涵的同一性。在宪法规定之外，增加宪法精神作为补充性的合宪性审查依据的制度设计完全符合宪法原理。当然，这里所说的宪法精神是指与宪法文本中的宪法规定、宪法原则相对应的规范意义上的宪法精神，而不是指泛泛意义上仅仅用于学习和宣传宪法的广义上的宪法精神。由此可见，宪法文本中的宪法规定并非除了宪法原则之外，其他都直接构成宪法规范，有些宪法规定表达的是间接宪法规范的特性。

这表明，应当认真和谨慎地对待宪法精神，要注重从宪法文本中的宪法规定、宪法原则背后所蕴含的宪法原理中，寻找和发现宪法精神的法理线索，而不能满足于对宪法精神概念的形式化借用。目前，世界各国宪法学普遍认可的宪法表现形式包括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两种类型。笔者对宪法原则的功能分析本意是为了解决宪法作为根本法相对于一般法律所具有的独特的法律功能。2019年出台的《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以下简称《工作办法》）第36条规定：对法规、司法解释进行审查研究，发现法规、司法解释存在违背宪法规定、宪法原则或宪法精神问题的，应当提出意见。

从《立法法》第96条确立的下位法服从上位法的立法监督原则看，立法首先要遵循宪法规定，在宪法规定不清晰的情形下，才应寻找宪法原则依据。宏观层面的宪法精神根据其指称的功能，应当涵盖规范层面上的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和宪法精神3个方面的内容。

检验是否宪法原则的标准，就是宪法原则可以通过具体化变成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宪法规范。习近平总书记在《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一文中也强调：要完善宪法相关规定直接实施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宪法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推进祖国统一进程、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

作为立法和合宪性审查依据，对于立法者和合宪性审查机构来说，在立法和合宪性审查工作实践中，必须先从宪法文本中寻求宪法规定和宪法原则这两类依据。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相对于宪法规定来说，宪法精神必须通过宪法解释的方式才能形成关于宪法内涵的有效认识，宪法精神无法通过简单直观的方式加以识别，只有通过专业的宪法学知识才能予以揭示。故要让立法者自觉地遵守依宪立法原则，须对宪法原则与宪法精神这两个立法依据作出精确的区分，才能保证立法者有宪可依。而宪法精神所体现出来的宪法内涵应当是宪法原理意义上的，是决定宪法规定之所以是宪法规定的最深层次的宪法价值。发现宪法精神是一项意义重大的宪法活动。

事实上，宪法精神概念在传统宪法学概念体系中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接受和肯定，只有个别宪法学者对宪法精神的内涵进行了探讨。（三）通过阐释宪法文本中的宪法原理来发现宪法精神宪法精神概念在法理和实践上存在着内涵和外延被混用或滥用的现象，致使宪法精神这一非常具有实效性的概念无法有效地进入传统宪法学的概念体系之中。

总之，在宪法文本中的宪法规定、宪法原则之外努力发现宪法精神具有重要意义。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违反违背宪法规定、原则、精神的法律法规规定必须予以纠正。

可见，关于现行宪法文本中到底蕴涵多少宪法原则，迄今为止宪法学界并没有得出具有共识性的理论方案，有权机关也没有作出统一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发展了对立法依据的制度化要求，要求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

（一）宪法精神在概念形态上不完全等同于宪法原则在传统法理学上，法的精神是常被用来形容法的本质特征的概念。由于宪法规定内容庞杂，而在现实生活中接受合宪性审查的对象具有复杂性，因此在宪法规定与合宪性审查对象之间往往很难直观地形成一一对应的逻辑关系，以便合宪性审查机构作出合宪或违宪的判断。本文旨在从法理上全面系统解读宪法精神一词的性质、内涵和外延，为在科学和规范意义上使用宪法精神一词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宪法学研究范式。《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从立法依据的维度将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和宪法精神并列在一起就明白无误地表明，宪法原则与宪法精神作为立法依据不是同一个东西，各自都能够表现作为依宪立法中的宪的部分法律内涵和特性。

（二）通过说明宪法文本中宪法规范的法律特性来发现宪法精神宪法文本中的各项宪法规定，很多需要在实践中通过进一步解释其中所蕴含的宪法精神来付诸实施。从弥补合宪性审查依据缺陷的角度来看，宪法精神这一概念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具有解决合宪性审查问题的实效性。

三、实践层面的宪法原则与宪法精神的形态区分方法及其意义在传统宪法学概念体系中，宪法原则是一个与宪法规范相对应的概念，基本内涵是决定宪法规范的规范。上述规定无法为人们的行为直接设定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也无法作为宪法原则来进行有效转化，变成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束人们行为的宪法规范。

宪法工作涉及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方方面面事务，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依据宪法履行法定职权职责的公务性。故宪法文本中的所有宪法规定，都具有一定的规范约束力，有的宪法规定直接设定权利和义务，有的属于原则类的宪法规定，须通过制度化和具体化才能具有约束人们行为的法律效力，有的则只能通过自身的宪法表现形式来限制其他法律规范作出与自身规定相反或者矛盾的规定。

如果要在宪法规定、宪法原则之外寻求新的立法依据或合宪性审查依据，那么必须证明现行宪法文本中的宪法规定和宪法原则存在明显的缺陷，而这种制度设计层面的缺陷是宪法文本本身无法弥补的，故需要通过发现宪法精神的方法来对宪法规定和宪法原则所存在的制度瑕疵和价值缺陷进行必要的修补，从而为立法和合宪性审查工作提供明确有效的法律依据。与民法、刑法、社会法、经济法等法律特性不同的是，宪法文本中的宪法规定、宪法原则绝大多数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某种价值追求。从完整解释宪法内涵的角度来看，宪法的实质内涵在形式逻辑上应当等于宪法规定中的宪法实质内涵加上通过宪法解释来合理推导出的宪法实质内涵之和。通俗地说，在宪法文本中通过明示方式出现的体现宪法价值、约束宪法规范的基础规范就是宪法原则。

合宪性审查 由于习近平总书记在《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以下简称《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一文中有6处涉及宪法精神一词。显然，这一规定不能简单地解释为立法只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

不成文宪法中的宪法规范与宪法原则、宪法指导思想既可能分散在各种法律文件中，也可能以非文件的形式作为人们的行为习惯而存在。这一类规定只具有间接的规范指引作用，也就是说，通过宪法序言来确认自身的客观性，以宪法所具有的最高法律效力来限制对宪法序言相关规定的否定性规定。

宪法规范具有指引人们行为的直接性和具体性，是可以在实际生活中直接引导人们行为方向的具体行为规则。由此，党的领导原则完全具备宪法原则可以规范化的特性，这种制度化和规范化可以通过修改宪法或解释宪法的方式，通过发现宪法原则中所蕴藏的宪法精神来实现客观化、可视化。